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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问丨郝亚明:为何西方种族主义等言行会妨碍全球抗疫?******

  中新社天津1月15日电 题:为何西方种族主义等言行会妨碍全球抗疫?

  ——专访贵州民族大学特聘教授郝亚明

  作者 张少宣 孙玲玲

  全球抗击新冠疫情历经三年,站在现今人类生活逐渐步入正轨但全球疫情形势依然复杂的时间点上回望过去,在世界各国携手应对这场全球性公共卫生危机之时,西方种族主义、民族主义等言行仍不时出现。曾任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授、现任贵州民族大学特聘教授郝亚明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时表示,必须高度警惕这些因素的深层负面影响。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针对新冠疫情,西方的一些种族主义言论和作为,对全球抗疫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郝亚明:首先,歪曲事实,不利于世界各国科学应对疫情。早在新冠疫情暴发之初,西方一些奇谈怪论就暴露其“种族优势论”的惯性思维——给病毒和疫情贴上种族标签,妄称为“黄种人的病”“新冠病毒只攻击亚裔免疫系统”。

  有学者分析指出,西方一些国家疫情早期的不作为在一定程度上是“西方例外论”的产物,这些种族主义论调既对科学界严肃认真地认识新冠病毒产生干扰,也导致不少国家未能科学及时防控新冠病毒。

  其次,破坏互信,不利于世界各国团结应对疫情。有的西方国家出于国际竞争、国内政治等方面的需要,肆意将疫情源头、疫情应对、疫情责任政治化,极大破坏了全人类携手应对新冠病毒的国际氛围。

  少数西方国家官员及媒体出于政治目的发表不当言论破坏全球合作,延缓了动员全球资源应对病毒的努力,最终使得世界各国付出惨重的健康和生命代价。

  第三,以邻为壑,不利于世界各国携手应对疫情。疫情早期,西方国家间展开了激烈的抗疫物资争夺战,频繁引发外交事件。如瑞士的抗疫物资多次被邻国截取;德国、意大利、法国彼此间因截留过境医疗物资不断引发纠纷;美国在海外通过出高价或强行扣留的方式阻止供货商向已签署医疗用品购买协议的买家发货;欧美国家囤积大量疫苗以致过期,而广大发展中国家一度陷入疫苗严重短缺的境地。

当地时间2021年11月8日,旅客抵达美国加州旧金山国际机场的国际航班到达区域。中新社记者 刘关关 摄

  中新社记者:面对今后可能出现的公共卫生问题,该如何去认识和理解其中的民族主义现象?

  郝亚明:民族主义表达的意涵大致有两个,一是赋予某一民族至高无上的地位,二是以增进民族利益为终极目标。需要说明的是,民族主义(nationalism)概念中的“民族”对应的是英文“nation”,意指由全体国民组成的政治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行动单元是民族国家,而非中文中传统意义上作为文化群体的民族共同体。

  从这个角度而言,民族主义实质是对本民族国家地位与利益进行关切的思想状况、理论学说和政治行动。与被贴上邪恶标签的种族主义不同,在民族主义性质判定上人们存在着一些争议。尽管从学界到大众越来越多的人倾向于从负面去评价民族主义,但依然有不少学者坚持认为民族主义是一个中性概念。

  广义而言,当今世界,民族国家是人们在面临各种危机时最为坚实的依靠,是一个民族最值得信赖的政治屋顶和生存空间。在新冠疫情这场全球性公共卫生突发事件中,各民族国家基于保障本国公民生命健康为第一要务的原则,凝聚力量、汇集资源、鼓舞信心抗击病毒,一定意义上彰显了民族主义的正面意义。

当地时间2021年12月17日,英国多佛港,往返于英法之间的车辆在入口处排队等候。

  中新社记者:面对新冠疫情,温和民族主义与极端民族主义的“度”应该如何把握其分寸?

  郝亚明:要系统透视新冠疫情中温和民族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的二元划分,在于国家处理本国利益与他国利益关系时“度”的把握。

  可以将温和民族主义界定为“在维护本国利益优先的过程中并无主观恶意损害他国利益的行为”。在全球疫情暴发的特殊时期,这些将本国利益置于至高地位的政策的初衷更是自保,其目的在于通过民族国家内部的行政措施优先保护本国公民的生命健康。

  所谓的极端民族主义,指的是在维护本国民众生命健康之时不惜损害其他国家公民对等权利的行为,或者说是不惜以牺牲其他国家民众的生命健康以优先维护本国民众生命健康的行为。

  面对疫情,极端民族主义在两个方面表现最为明显。一是少数国家以各种手段或借口拦截抢夺他国紧急抗疫物资。二是少数政客、媒体、组织恶意将本国疫情的暴发归咎于中国等行径,除了具有种族主义色彩、意识形态对抗和政治性操弄等特征,也是这些国家民族主义情绪恶性膨胀的具体表现。

  中新社记者:如何应对狭隘的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所引发的反全球化浪潮?

  郝亚明:2020年3月24日,十位联合国条约机构的主席敦促各国领导人,确保政府在应对新冠疫情大流行造成的公共卫生威胁时,必须采取积极措施防范种族主义、仇外心理,避免放任民族主义情绪高涨。

  时至今日,与之相关的种族主义、民族主义、仇外主义情绪依旧未能消散,一些新的情绪甚至还在进一步酝酿之中。在全球化与逆全球化相互碰撞的背景下,这很危险。

  一方面,数十年全球化进程已促使世界上主要的经济体之间高度关联,疫情传播速度与影响范围堪称史无前例,催生了恐慌性的种族主义、民族主义和仇外主义情绪。另一方面,逆全球化势力近年来有所抬头,新冠疫情一定程度上加速了这一趋势,国际权力转移、国际秩序调整等的现实因素也产生了重大影响。

  要克服狭隘性与排斥性,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似乎已成唯一的答案。人类命运共同体强调全人类的整体,种族主义、民族主义、仇外主义强调的则是自我与他者的明确划分。

2023年1月8日,一批在越务工的中方人员经东兴口岸回国。翟李强 摄

  中新社记者:中国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后疫情时代的全球发展有着怎样的意义?

  郝亚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旨思想就是协商共建、互利共享,只有合作共赢才能确保全人类拥有光明的前途。基于此,中国领导人在不同场合相继提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地球生命共同体、能源合作共同体、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等一系列概念。

  人类命运息息相关,各国福祉相互依存。未知病毒最终证明着人类就是一个命运共同体,与病毒的斗争是全人类生死与共的战役。若不承认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在这场疫情中世界各国或会付出更为惨重的生命健康代价。(完)

  受访者简介:

  郝亚明,法学博士,历任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讲师、副教授、教授,现为贵州民族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民族学学科首席专家,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院院长。主要从事民族社会学和民族政治学方面的科研教学工作,研究领域涵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与实践、民族国家与民族主义、美国种族问题等。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主持包括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重点项目、一般项目在内的科研项目十余项。多年持续参与中央部委的咨政工作,承担研究课题多项,撰写的专题研究报告获高层肯定。

数字社区加速数实融合******

在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鄣吴镇的“扇艺共富”工坊,创业者通过电商平台直播带货方式推介鄣吴竹扇。

夏鹏飞摄(新华社发)

  近日,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数字社区研究报告(2022年)》提出,随着数字化应用向纵深推进,各行各业将迎来新一轮创新升级。人与人、人与物、人与社会等关系也将因为数字化的全面介入而发生质变。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数字社区这一新型网民生态圈,正在成为数字生活的入口与数字经济的载体。

  新型互联网社区兴起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第50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2年6月份,我国网民规模为10.51亿,互联网普及率达74.4%,互联网基础建设全面覆盖,实现“县县通5G、村村通宽带”。数字技术给人们的出行、购物、社交、娱乐、就医、教育等各方面带来极大便利,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正在全面线上化、数字化。

  在此基础上,数字经济发展格局全面扩展,深化数字化应用成为大势所趋。《“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提出,“十四五”时期,我国数字经济转向深化应用、规范发展、普惠共享的新阶段。随着数字化应用的纵深推进,各行各业将迎来颠覆性变化,新业态、新模式日新月异。移动支付、电子商务、网络购物、视频直播、远程会议等模式竞相发展。

  数字社区是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为基础,以海量数据为流通要素,以先进的数字化交互手段为主要表现形式,通过打造高互动的数字生活场景,建立人与人、人与物、人与社会之间的信任连接,从而实现线上线下高效融合的新型互联网社区。数字社区成为服务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推进乡村振兴、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新型移动互联网产品形态。

  作为一种新型互联网社区,数字社区具有普惠、连接、效率和信任四大特征,将物理世界的要素——人、产业、区域,利用多样化的表现形式,在数字世界连接成一个又一个内容模块,多种多样的内容模块组成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形成数字社区内容生态,由底层技术/数据支撑连通这一生态系统,最终形成规模巨大的多边网络效应,让不同的人群能够基于普惠机制获得平等的数字化服务。

  同时,依托人工智能、音视频技术以及AI芯片等软硬件技术的集群式创新,数字社区有了更丰富的内容形式。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出现也降低了社区创作者的门槛。

  “数字社区作为数字经济发展的新载体,是面向未来可持续发展提出的互联网社区建设新理念与新模式。”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总工程师敖立表示,数字社区通过多元化的信息交互技术搭建的内容矩阵连接起数亿用户与各行各业,并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不断创造新场景、新机会、新模式,推动数实融合与数字中国建设。

  深度连接产业与用户

  回顾中国互联网平台的发展史,从以搜索引擎和资讯服务为主的门户时代,到QQ、淘宝盛行的以社交和电商为主的用户时代,再到以美团、京东为主的便利快捷的移动互联网时代,人们的数字生活越来越便捷。自2015年首次提出“互联网+”概念后,互联网行业又迎来了新的商业模式与盈利增长点,以快手等企业为代表的“高黏性、强互动”数字社区的涌现,不断扩展、丰富着人们的交互空间与生活生产消费方式,其间孵化、催生的大量技术场景赋能到实体产业,成为全球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提出,以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为主线,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完善数字经济治理体系,协同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培育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如今,数字社区深度连接了一个个产业与用户,不断提升用户价值、产业价值、社会价值,进而发挥数字化优势赋能传统产业,促进数实融合发展。随着内容生态的不断完善,直播、短视频等内容创作新领域分工越来越专业化,数字社区开始在引领产业数字化、稳就业与促就业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报告显示,中小企业和传统产业在经历了成长红利期后开始积极谋求转型,例如一些传统餐饮企业、实体店开始接入数字社区,用优质内容吸引留存用户,进行营销、团购等经营活动,获得了更多商业机会与客户资源。数字社区发挥数字化技术能力、产品能力赋能各行各业,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发展,实现营销数字化、运营数字化和供给数字化。

  如今,越来越多的产业和商业模式通过接入数字社区,从过去围绕线下展开转变为以线上场景为中心,实现数字化转型。快手科技内容总监袭祥德表示,作为一家高互动、强参与的数字社区,快手正在线上建立起广泛而精准的连接,成为人们数字生活的入口。随着更多人在平台建立信任连接,快手在数实融合和产业升级方面做了大量探索,持续在数字社区创造正向价值。

  对互联网行业来说,大力发展普惠数字社区,打造互动性数字生活场景,升级数字化、智能化技术应用,不仅意在拥抱实体经济,将数字化的动力带给千行百业,更有机会借此在产业互联网的“下半场”竞争中占得先机。

  “随着数字社区与实体经济不断融合,越来越多的商业行为将在数字社区中进行,不断壮大数字社区的产业链条。”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知识产权与创新发展中心创新发展部副主任张倩表示,电商利用视频+直播的强互动、快反馈特征,与消费者建立并积累信任关系。基于这种信任关系,未来数字社区将有机会成为一个更大、更丰富、消费形态更多的市场。行业的定制化程度进一步提高,原来无法被满足的个性化需求会被集中开发成新的服务;市场响应速度会更快,供给端的产品会更快得到消费端的反馈;市场中经营种类将会更多,市场规模进一步扩大。整体而言,随着信息技术对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深刻改变,数字社区有望成为数字经济的新增长极。

  激发更多新应用场景

  随着数字化进程的加快,数字社区将深入赋能人们工作和生活的方方面面,数字化能力将促进城市社区公共服务创新,带动乡村振兴,并助力区域协调发展;充分发挥数字社区直观性、便捷性、趣味性、互动性特点,互联网信息化成果将惠及每一位用户,以技术手段弥合数字鸿沟。

  数字社区可助力城市公共服务体系更加完善。报告提出,在一、二线城市社区,不仅在线消费、即时零售、社区团购等消费类需求旺盛,用户在娱乐、学习、就业等方方面面也提出越来越高的需求。数字社区依托5G、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提供线上线下融合的服务能力,让本地社区生活服务更精准、更便捷、更丰富。数字技术助力本地生活服务更加智慧化,打造数字社区已经成为当前城市社区发展的重要方向。

  在乡村振兴方面,数字社区除了建立农民和消费者直接联系的渠道,推动农业农村经济发展,还成为培养乡村人才的第二课堂和基地。通过发掘有能力的乡村用户,为其提供产品、相关知识和资源,培养其成为乡村带头人,带动乡村发展。近期,农业农村部科技教育司与共青团中央青年发展部联合开展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农村青年主播”培育工作,依托快手“村播计划”,通过线下活动、培训指导、线上规模化运营、专项传播等多项持续性举措,培养数字乡村新主播人才。

  中西部欠发达地区拥有价低质优的产品,但受限于基础设施薄弱、公共服务资源匮乏,与经济发达的东南部地区相比缺乏竞争力。普惠的数字社区为中西部地区充分挖掘产业特色、地区文化和旅游资源提供了全新媒介,通过社区平台、线上与线下结合,促进生产要素优化配置,实现区域产品优势互补。同时,产业的发展能带动人才格局流动,吸引一批有互联网意识、有技术能力的青年创业。

  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互联网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教授欧阳日辉表示,普惠数字社区为就业、创业和新职业发展开辟新空间,是新个体、新职业、微经济的承载地,数字城市社区与数字乡村社区建设相辅相成,共促数字中国建设。(经济日报记者 王轶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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