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财政下达125亿元保费补贴——农业保险为乡村振兴护航******
日前，财政部向有关省份、计划单列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下达2022年第二笔中央财政农业保险保费补贴预算。此次下达保费补贴金额达125亿元。截至目前，中央财政已向各地及中央单位下达2022年保费补贴309亿元，其中包括特色奖补金额达到59亿元。
近年来，农业保险持续扩面、增品、提标，在保障粮食安全和服务乡村振兴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来自中国银保监会的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我国农业保险承保主要农作物面积达到21亿亩，约占全国播种面积的84％，承保农作物品种超过210种，基本覆盖我国主要粮食作物和糖料、油料、生猪等主要大宗农产品，为服务国家粮食安全和乡村振兴战略提供了重要保障。如何进一步促进农业保险规范经营、优化服务、提升效率，加快推进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更好地服务“三农”事业，是保险业正在着力攻克的课题。
增强农户生产信心
早在2019年5月，中央深改委就审议通过了《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标志着农业保险迈进了加速推进高质量发展新阶段。2020年我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农业保险市场，为农户提供风险保障从2012年的0.9万亿元增长至2021年的4.7万亿元，近10年年均增长率为20.2%。
从去年起，黑龙江有不少种植户选择将玉米改种大豆。统计数据显示，2022年黑龙江省大豆播种面积7397.5万亩、同比增长26.9%，总产量190.7亿斤、同比增长32.6%，均创历史最高纪录。
在黑龙江大豆种植取得丰产增收的背后，离不开高保障的大豆保险对调节农业种植结构起到的示范作用。作为我国最大大豆产区，黑龙江为促进大豆产能提升，聚焦“稳粮扩豆”，提升大豆保险覆盖率，落实大豆完全成本保险惠农政策，推广大豆“保险+期货”模式，为广大豆农提供高质量保险服务，为大豆油料扩种提供坚实的风险保障。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2022年黑龙江推进完全成本及种植收入保险由2021年的5个县区扩展到60多个县区，取得了由点到面的突破性进展。与此同时，黑龙江大豆保障程度也由每亩200元提高至超600元，提升超过3倍。在此过程中，大豆完全成本保险的知晓度和接受度大幅提升，不少种植户看到了扩种大豆的可观保障。有农户表示：“现在种大豆补贴挺多，有国家给的大豆轮作补贴，还有大豆完全成本保险保障兜底，所以全部将玉米改种大豆了，也是为国家作贡献了。”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健全种粮农民收益保障机制和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确保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完善农业支持保护制度，健全农村金融服务体系。
近年来，在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持续、大力的补贴之下，农业保险对农业生产的风险保障作用在不断增强。2022年三大主粮完全成本保险和种植收入保险政策已经实现13个粮食主产省份826个产粮大县全覆盖。
“从实际效果来看，当农民遭遇自然灾害等意外造成的损失后，农业保险确实能够起到对灾害损失补偿的托底作用。”对外经贸大学风险管理与保险学系主任何小伟表示，近年来我国农业保险持续提标扩面增品，在保费规模、覆盖面、保障水平等方面取得了一些成绩，“现在发生灾害后，大家首先会追问农业保险能赔多少，这表明地方政府和农民已经对农业保险的保障作用产生共识。不过，农业保险仍有必要进一步扩大险种覆盖面”。
值得一提的是，财政部早在去年11月份就已提前下达了中央财政农业保险保费补贴2023年预算指标。“很快很早，这是农业保险保费补贴做出的重大改变，往年都是下半年才支付。目前，保费补贴的第一批资金已经提前下拨到各省，这是非常好的信号。”中国农业大学国家农业农村保险研究中心副主任任金政向记者表示。
科学把握政策边界
我国的农业保险以政策性农业保险为主，坚持政府引导与市场运作相结合，主要目的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农业保险并不是纯粹的商业保险，它也是一种农业支持保护政策工具。”何小伟表示，要促进农业保险的规范化运作，就必须明晰政府与市场之间的边界。
“从近年来各地的实践来看，农业保险领域的虚假投保、虚假理赔、套取财政补贴等事件屡屡出现，成为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中的一个顽疾。”何小伟认为，随着农业保险向纵深发展，业务范围和规模不断扩大，现有的法规和文件在厘清政策性农业保险领域的政府与市场边界问题上仍有待细化。
中国农业风险管理研究会发布的《中国农业风险管理发展报告（2022）》显示，我国针对农业保险发展的财政保费补贴无法做到覆盖全部的农业生产，目前三大作物的覆盖率超过70%，而其他作物不足20%。随着我国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各地积极发展特色农产品，带动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但是这些与农民增收密切相关的特色农产品保险业务开办不足，且地方财政的保费补贴缺乏，导致部分特色农产品未能进入政策性农业保险范围。
农业保险的承保要求地方财政配套，只有在地方财政配套到位的情况下，中央财政才予以支持。“当前我国省际之间农业保险发展水平参差不齐，对各省份农业生产所发挥的风险保障作用存在着较大差异。一些中西部省份又是农业大省，地方财政难以匹配农业保险的补贴资金，导致农业保险业务规模受限。虽然目前财政补贴政策已对中西部地区有所倾斜，但仍不够精确。”何小伟说。
此外，我国农业保险尚未形成完整的大灾风险分散机制，保险业在巨灾风险中所发挥的作用有待进一步加强。任金政认为，这可能导致有的保险公司在做业务时畏手畏脚，也不利于防范系统性风险造成的冲击，因此我们需要继续完善大灾风险分散机制。
为使我国农业保险有稳定可靠的风险分散制度保障，2020年经国务院批准，由财政部牵头组建的中国农业再保险有限公司成立。作为我国唯一的专业的农业再保险公司，中国农再推动建立并统筹管理国家农业保险的大灾风险基金，并致力于加强农业保险数据信息共享，承接国家相关支农惠农政策。多位业内人士表示，在此之前，我国只有初步建立的公司级别大灾风险准备金；而在有了政策性的农业再保险和国家“农业保险大灾风险基金”之后，我国农业保险经营的许多后顾之忧将得到解决。
全力服务乡村振兴
在乡村振兴的大背景下，农业保险的内涵和功能已从传统意义上狭义的农业生产，扩展到了农业、农村、农民等诸多方面。作为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抓手，农业保险在助推农业现代化、防止返贫、提升乡村治理等方面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要落实产业帮扶政策，做好“土特产”文章，推动乡村产业全链条升级，增强市场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农业保险的服务对象和内涵会不断扩大，原来主要是大宗农产品的保险，而未来对‘土特产’保险的需求会加大，因为‘土特产’具有较高附加值，对提升农民收入、促进共同富裕具有更加明显的作用。”此外，任金政还认为，未来针对耕地地力、高标准农田等方面的保险，以及对林业碳汇、环境责任等方面的绿色保险也会有所增加。
“农业保险服务链条还将不断延伸。产业振兴作为乡村振兴的主要内容，涉农产业对保险的需求会越来越大，农业产业从种养、初加工到深加工等均面临自然风险、市场风险的影响，基于产业链延伸的保险需求会增加。”任金政说。
现代农业保险发展也离不开科技力量。卫星遥感等技术的应用能够大大提升理赔结果精准度、可信度，确保查勘损失面积真实、查勘损失程度精准、查勘过程有据可循，让农户更加认可定损结果、更快收到赔偿资金，有效提升农户防范应对重大灾害的能力。瑞士再保险亚洲区农业再保险负责人何兴龙预测，运用科技手段降本增效、向更精细的专业化经营转型，将是农险未来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此外，在民生保障方面，保险业不仅通过各类人身保险产品保障脱贫人口的人身风险，还能够通过保险资金投资民生工程项目助推防贫防返贫。以广西开展的“防贫保”保险业务为例，数据显示，截至去年9月末，广西已有55个县区实现“防贫保”业务落地,共计为8.98万户54.05万脱贫人口提供风险保障210.53亿元。保险机构通过为脱贫户因灾、因意外、因病返贫提供一揽子综合防贫保障，有力支持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记者杨然）
东西问·解码兔年｜刘晓峰：东亚文化圈如何过新年？******
中新社北京1月25日电 题：东亚文化圈如何过新年？
作者 刘晓峰 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只要拥有365天一个周年的认识，人类自然会逐渐形成迎接新年的文化传统。
不同民族拥有不同文化，其迎接新年选择的时间点和文化习俗各自不同。在古代东亚地区，中国是最大的文化发源地，源自中国的时间文化拥有不可替代的权威性。当中国古代历法的影响进入东亚周边，中国种种辞旧迎新的年俗自然也影响到周边地区。所以，历史上相当长一段时期，东亚地区拥有很多相通或非常接近的新年习俗。同时，又因东亚各国与中国关系有远近之别，所受影响各自不同。
年是一岁之首。是年之始、月之始、日之始。正如中国《忙年歌》中所唱，“二十四，扫房子”，为了面目一新迎接新的开始，一场大扫除非常必要。在古代东亚，新年之前都有大扫除。忙年在东亚是普遍存在的年俗。《安南风俗册》就记载越南过年：“腊月中旬，四民远行陆续回贯，制办衣服，洒扫园堂，拂拭器皿，要事整洁……近除夕……弃旧灶于净处，易以新灶”。日本、朝鲜半岛和古代琉球，也都有忙年的习俗。
日本横滨中华街挂起龙形灯笼迎接中国农历春节。吕少威 摄扫除房间还包括赶走家里不干净的东西，这就是古代驱鬼逐疫的傩仪。用傩驱除脏邪厉鬼。通常认为驱傩在中国周代就有，《周礼·夏官·方相氏》云：“方相氏，掌蒙熊皮，黄金四目……以索室驱疫。”到汉代宫中行傩，则已经发展到方相氏率十二神及一百二十名“侲子”驱逐虎、魅、不祥等凶神(《后汉书·礼仪志》)。
日本成书于十世纪的《延喜式》记载，承担驱傩人物的阴阳寮要在十二月晦日黄昏，由官人率领驱傩的斋郎队伍等候在宫门外，入夜入宫中驱傩。追傩中使用弓矢。弓用桃弓，矢为蒲苇之矢。这和中国的驱傩非常接近，明显受到中国的影响。
中国古代的岁时历法以干支纪年。在韩国，有一种占卜方法就根源于中国古代的干支文化。这是从正月元旦算起的卜年方法：从正月一日算起，把后面的十二天按地支的属相分为有毛日和无毛日。按照这一分法，子日的鼠、丑日的牛、寅日的虎、卯日的兔、午日的马、未日的羊、申日的猴、酉日的鸡、戌日的犬、亥日的猪都是有毛日，辰日的龙和巳日的蛇是无毛日。
如果元旦那天赶上有毛日，会是丰收年，如果赶上无毛日，就会是歉收年。新年后出现的第一个鼠日称上子日，农民们要到田里点火烧田；第一个牛日子称上丑日，本是农闲世界，但因为这个日子是牛日子，要多喂老牛一点黄豆，因为马上又要用牛帮人干活了；上寅日人们尽量少出门，特别是年轻的姑娘，如果这一天在别人家大小便，会给那家人招来虎患，这些习俗后来随着老虎越来越少也慢慢变淡了；卯是生，因此上卯日在韩国是一个祈祷长寿非常有效的日子。
马来西亚吉隆坡一商场内具有中国元素的春节装饰。赵胜玉 摄日本人的正月也有干支文化形成的正月节俗。日本正月有子日之宴，又有子日之游，这些据说都来自中国的古俗，可对于我们中国人自己，反而非常陌生。日本古代正月上子日有宴会，例称“子日曲宴”。天皇和群臣鼓琴弹歌，赐衣颁禄，过得很热闹。
再说过年放爆竹。爆竹是东亚新年的标配。过年放爆竹，中国放，韩国、越南也放，似乎只有日本不放爆竹。其实日本也放。只因为是最古老的爆竹，很多人不认识了而已。
正月十五元宵节在日本叫“小正月”，和“大正月”元旦相对应。日本人自明治维新以后，将原本属于夏历的传统节日，皆移于西历月日之下，所以日本人的“小正月”，就是每年元旦之后第十五天。因为直接采用西历，所以十五日并不能保证就是满月之日，在东亚的时间文化传统中，显得有点亦正亦邪。
但日本小正月有个与火有关的传统仪式，大多数地区管它叫“どんど焼き”(dondoyaki)，也有部分地区称之为“左义长”(sagicho)，日本小学馆出版的《日中辞典》把它译作“爆竹节”。
左义长的具体做法，是把竹十数根呈三角形架起来，用绳索捆住，上面再敷上干稻草以用于助燃。正中间则立一高竹，上悬扇子和钱。点燃时，儿童会围绕着火堆唱“トンドヤトンド(tondo ya tondo)”，民间非常流行的对这一习俗的称谓“どんど焼き”，即来源于此歌唱方式。
在日本，各地的左义长习俗也因地域文化特征各异而出现变化。比如，有的地方把一年之中写的字一同烧掉，据说这样可以变得会写字；有的地方借燃烧左义长的火烤饭团或粘饼吃，据说吃了一年不害虫牙、一年无病无灾；一些地方，左义长习俗还成了当地吸引游客的观光事项，被指定为非物质文化遗产。
过年燃放爆竹，在中国南北朝已经成俗。《荆楚岁时记》记：“正月一日，是三元之日也。《春秋》谓之端月。鸡鸣而起，先于庭前爆竹，以辟山臊恶鬼。”山臊长相奇特，一尺多高，只有一只脚，有让人生病的超能力，但非常害怕竹子烧爆的声音。根据这段记载，烧爆竹子惊吓怪物山臊，是古代中国爆竹的起源。日本的左义长，从时间和形式上都保持了爆竹的原型。燃竹之俗何时传入日本，惜文献阙如，不可考知。实际上，“爆竹节”的两个日本名字所模仿的，也都是竹子被火烧后空气胀破竹节发出的爆炸声。
日本横滨的华侨华人社团以舞龙舞狮的方式欢庆中国传统的春节。滕剑峰 摄东亚的新年，节俗万千，但其精神不外辞旧迎新、驱灾求祥的良好愿望。东亚地区曾共同使用过汉字的区域，被称为汉字文化圈。这里是接受中国文化影响最深的地方，也是各种新年习俗和我们最近缘的地方。
新加坡和马来西亚过春节，有一项独特的民俗项目——“捞鱼生”。多人围一桌，从大盘里争先捞起鱼肉、配料、酱料，一边捞一边大喊“捞啊！发啊！”，愈捞愈高，寓意步步高升。鱼生，本源自中国广东，早年奔赴南洋落地生根的广东人，把鱼生带到新马一带。上世纪60年代，经谭锐佳、冼良、许国威和刘育培四位大厨改良，鱼生和各色配菜各式酱汁同食，边捞边喊吉利话，七彩缤纷、红红火火。
泰国传统新春“宋干节”，也叫“泰国泼水节”，与中国傣族泼水节类似。每年4月13日至15日。善男信女在寺庙拜完佛后，德高望重的和尚把渗有香辛料的水淋洒在其身上，以驱除邪气。信徒们再把香水洒于佛像和“宋干女神”，祈求新春如意。祈祷仪式结束后则是泼水狂欢，祈福来年繁荣好运。更有甚者把大象牵上街，向行人泼洒祝福。
相通的民俗历史文化，是东亚各国人们相互联系的纽带，也是历史给我们留下的共同文化基因，值得珍惜和发扬光大。(完)
作者简介：
刘晓峰，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华日本哲学会副会长、中国日本史学会常务理事、日本古代史专业委员会会长、北京市中日关系史学会副会长。从事日本历史与日本文化的教学与研究，并努力开拓由日本、朝鲜、琉球、越南等组成的汉字文化圈回视中国古代文明的研究视野，在时间文化研究方面上着力最多。代表作有《古代日本における年中行事の受容》(日本桂書房)、《清明节》(中国社会出版社)、《东亚的时间——岁时文化的比较研究》(中华书局)、《日本的面孔》(中央编译出版社)、《端午》(三联书店)、《琉球史论》(合著，中华书局)、《时间与东亚古代世界》(社科文献出版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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